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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名妓赛金花身世之谜与八国联军公案-【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2 11:16:49 阅读: 来源:玻璃棉家厂家

赛金花姓什么?

〈一〉根据民国二十三年出版,刘半农、商鸿逵合着《赛金花本事》赛之自述:「我本姓赵」,「姓傅是假冒的,因为那时常常出去应酬客人,为顾全体面,不好意思露出真姓氏,便想得一个富字,取『富而有财』之意,后来人们都把它写成人旁的傅字了。」

「附言:或谓伊之姓赵,也是冒出,实乃姓曹,为清代某显宦之后。」

〈二〉依照民国五十九年出版,向诚、陈应龙主编《刘半农访赛记》(即《赛金花本事》),芝厂所作《赛金花系狱纪实》引陈恒庆《归里清谭》一书谓:「门前榜曰候选曹寓,曹盖金花之本姓也。」

〈三〉依前同书陈则东〈赛金花与秋红〉一文:「一派是见风转舵的袁世凯、张之洞,她这个曹梦兰的名字就是张老头在上海时为她起的。」

〈四〉依民国八十四年台湾商务版萧乾主编《晚清政闻》程孟余作《赛金花解黟前后》:姓郑,傅是从鸨母姓。」

〈五〉依一九九八年(民国八十七年)王晓玉着《赛金花、凡尘》代序:「曹者,赵之谐音也。」

〈六〉依赵荫尊编著《名流趣话录──赛金花三嫁》:「原姓赵,为曹姓养女。」

以上六说,姓傅已有解说,解说不同,不是本姓则一。

程说姓郑。他说赛之原籍是「黟县二都上轴郑村」人,所以姓郑。又说,「来文写明案由是『虐待婢女』。事情发生在赛住上海法租界时。依照惯例,清廷官吏不能在租界捕人,赛是去南市丹桂戏园观剧被捕的。」又说:「一九三四年我去北京……到郑颖荪处,郑很高兴地说:『你来了正好,本想写信问你,刘半农要写赛金花传记,搞不清她在黟县的那段详情,所以有必要问你』……郑与刘半农同来看我,就赛在黟的那段经过,作了详谈。」等。

事实上,「虐婢」案发生在北平,不在上海。赛在刑部大牢被判发解原籍。依据赛说:「发解回籍,就是那么一说罢了,我并没有同解差一齐动身,他们先行,我又住了几天,摒挡些杂事,才赴天津,由那里乘火轮到上海(也许程说是此时),再返苏州原籍到案。」对程文所言之事只字未提。

按理:刘半农、商鸿逵在〈本事?附言〉中应予引证,仅说:「递解回籍以后的些事,伊多推诿掩盖,不肯说出。」足见程说之不可取。

说她姓曹的人较多,然而只有〈本事?附言〉加上一句「为清代某显宦之后」,其他均未说出来龙去脉。依照商鸿逵《本事》序言:「写到一处,偶然有感,便附上一段两段的话,这也不过是小考证。」本事中这类「小考证」共有九处,其中八处均引经据典,说得十分详尽,唯独这个「附言」一、「或谓伊之姓赵,也是冒出,实乃姓曹,为清代某显宦之后。」没有交代。

按姓曹的清代显宦,尤其是在江南的,恐怕只有《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一家。因此,笔者仔细阅读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高阳的〈红楼一家言〉、朱淡文的〈红楼梦论源〉、郭卫的〈红楼梦鉴真〉等,完全找不出赛金花是姓曹的后代半点蛛丝马蹄。也许商鸿逵的考证是对的,但是所谓「考证」,就是要拿出证据,否则不如不说,说了等于画蛇添足。

因此,笔者认为应该相信赛金花自己说的;她姓赵,祖父叫赵多明,在苏州开当铺。「赵家在徽州也是大族,人口繁殖,后分二支,一曰千户堂,一曰积禧堂,有两个祠堂,修盖得都非常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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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金花是哪年生?

〈一〉依《本事》自述:「生我那年,是同治末年,她(指母亲)整整三十岁。」

同治末年,是同治十三年,亦即西元一八七四年。

〈二〉依芝厂《赛金花系狱纪实》引吉同钧《乐素堂诗存》作于癸卯年之〈狱中视妓赛金花感赋〉前小序引注:「赛金花是年三十二岁,其入狱在光绪二十九年夏,坊间出版的《赛金花故事》所附的年表作光绪三十一年,大误。」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即西元一九○二年,是年赛三十二岁,推算她应出生于同治十一年,西元一八七二年。

〈三〉依《刘半农访赛记》下编斯为美〈曾朴与赛金花关系之谜〉:「某记者记其言于报端,曾氏见报不悦,乃作声明」:其中对赛之年龄有三说:

(1)「赛嫁文卿时年十六。」

(2)「文卿出使的年份,确为丁亥……《樊山诗集》〈彩云曲〉称,彩云嫁文卿时为十六岁。」

(3)「予与赛识时,伊年约二十七、八……已在随洪出使西欧归来之后也。」

按赛嫁洪与随洪出使西欧为同年,丁亥是光绪十三年,西元一八八七年,是年赛十六岁,以此推算她应出生于同治十一年,西元一八七二年。

赛随洪出使西欧归来是光绪十六年,西元一八九○年,他们在西欧三年多,不到四年,这时赛年二十岁,曾朴竟说「伊年约二十七、八」,显然前后自相矛盾。如按回国后年约二十七、八岁推算,她应出生于同治一、二年,西元一八六二、三年。

〈四〉依《访赛记》下编〈赛金花死之俄顷〉一文:「具有光荣历史之赛金花,遂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五岁(赛金花谎报小二年,故六十三年之说,不确。)」

赛卒于民国二十五年,以享年六十五岁推算,她应出生于同治十一年,西元一八七二年。

〈五〉与前同书〈赛金花年表〉:「清同治十一年十月九日,落生于苏州城之周家巷。」「清光绪十三年,十六岁,嫁洪钧。」

清同治十一年,即西元一八七二年。

〈六〉依民国八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央日报「长河」版刊登余力文〈美人歌衫名士笔,长使红妆照汗青〉一文:「经查瑜寿的〈赛金花故事编年〉,赛实出生于一八六四年。」

西元一八六四年,即清同治三年。

〈七〉依二○○○年七月八日北美世界日报「上下古今」版刊载王丹〈八国联军时一桩历史悬案──谜样女子赛金花〉一文:「赛金花约生于一八七二年……其真实年龄曾一再虚报,有时自称为辛未生(一八七一),有时又自称为甲戌年(一八七四),临死前又说自己隐瞒了两岁,实际是六十五岁,而不是六十三岁。赛金花逝世一年后,其女仆顾妈又讲:『太太成仙时,的确已过了七十』,而据瑜寿、冒广生以『赛嫁时的确实年二十四岁』。」

一八七二年,是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一年,是同治十年。一八七四年,是同治十三年。

赛成仙时,是民国二十五年,亦即西元一九三六年,是年若赛龄已过七十,以此推算她应出生于同治五年,西元一八六六年以前。

若赛嫁时实年二十四岁,赛嫁洪是在光绪十三年,西元一八八七年,是年二十四岁,以此推算她应生于同治二年,西元一八六三年。

据以上各种不同说法,得出以下一个统计数:

(1)从同治元年,西元一八六一年到同治五年,西元一八六六年,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一组。中间相差四、五岁。

(2)从同治十年,西元一八七一年到同治十三年,西元一八七四年,我们把它分为另一组,中间相差也不过二、三岁。而两组之间则相差十来岁。

以我国对于年龄的计算来说,一般有「阴历」,有「阳历」;有「虚岁」,有「实岁」,相差不过一、二岁。再以我国妇女对于年龄的观念来说,总认为年轻一点好,因此有「瞒岁」的习惯,瞒个三、二岁不足为奇,但是,如果把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妇女瞒说是十四(六)岁的小闰女,有谁会信呢?

因此,笔者认为,赛金花隐瞒二岁的说法,十六岁说是十四岁是可信的。其他说法都是以讹传讹。曾朴不清不楚、似是而非的说法,其目的是说赛比他大许多,他比赛小许多,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撇清赛说他们之间的关系。王丹引瑜寿、冒广生的说法,实有附会曾朴说法之嫌,不知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顾妈的话从哪里传出不得而知。商鸿逵照顾过顾妈晚年,亦从未见他提过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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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金花是哪里人?

〈一〉据《赛金花本事》自述:「生长姑苏,原籍徽州。」

〈二〉据曾朴编载于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京沪各报〈为述予与赛氏之间关系声明〉:「赛金花原籍盐城,伊自称苏州。」

〈三〉据民国七十四年(一九八五)台湾中华书局出版《辞海续编》赛金花条:「江苏盐城人。」

〈四〉据民国八十四年(一九九五)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萧乾主编《晚清政闻》安徽程孟余作〈赛金花解黟前后〉,赛金花「原籍是黟县二都上轴郑村」。

以上数说,《辞海续编》拟据曾朴之说,曾朴之说并未说出出处。一九八九年大陆版之《辞海》亦增有赛金花一条,其解说与《辞海续编》完全相同。

程孟余的说法虽不为赛金花、刘半农所取,然按徽州在清代属安徽省,治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故程说有参考价值。而其真正原籍徽州可信。只是没有说出县市,因此程说可作补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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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金花与洪钧的前世姻缘

在我国对于男女婚姻,一向有「前生注定」、「千里姻缘一线牵」、「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等的说法。在一些章回小说更有「七世夫妻」、「重述前缘」、「报恩报怨」的说法。赛金花与洪钧的姻缘即属此类。在这里且引几段文字于后:

〈一〉赛金花在《本事》自述中说:「我们徽州有一种食品,叫『状元饭』,是用红苋菜加猪油拌饭,我小时最爱吃这个,有人便说,我『将来必定要嫁个状元』。后来果然嫁了洪先生。」

〈二〉曾朴在《孽海花》第四卷第七回:「宝玉明珠,弹章成艳史;红牙檀板,画舫识花魁。」里,写到雯青初见彩云,似曾相识。又在第八回:「避物议,男状元偷娶女状元;借诰封,小老母权充大老母。」里,写他们在一起的对话,像是前生有约。

〈三〉周梦庄有一篇〈雪窗闲话赛金花〉,对于他们的姻缘述说得更具体,更详实,为节省读者找这篇文章,也为节录原文不致断章取义起见,在此不得不多摘录些:

或谓赛金花即李蔼如之后身云,按蔼如江苏铜山人,系敏达公后裔,有倾城色,负豪侠气,知诗书、精剑术,好饮酒,爱古玩。咸丰朝遭寇乱,随母避居山左,堕入青楼,转徙烟台,自视颇高,遇大腹贾蔑如也,貌端庄,寡言笑,虽艳如桃李,而冷若冰霜。苏州洪文卿者,其父卖酒为业,遭发逆之乱,亦偕母避居山左,适同乡潘苇如,观察登莱青,延文卿为记室,至烟台。文卿爱狭邪游,遇蔼如彼此一见倾心,各述流离颠沛,声泪俱下。蔼如母女怜其才,解囊资助其母者屡矣。未几文卿举于乡,明年蔼如屡促其应礼部试,文卿每以无资对,蔼如凑集四百金,嘱文卿之友转交,盖其母未悉也。数日后蔼如与文卿遇诸途,蔼如面责其非,试日已迫,逗留不去,是何居心,答助重金未曾收到,已为友人干没远遁。于是蔼如愤甚,将衣服首饰、质金二百,促其就道,在蔼如始终成全者,欲其努力一发,临行时立盟剌臂,对天祝告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蔼如也,断不作负心人。」去后,蔼如觅屋另居,杜门谢客,静盼佳音。忽闻捷报传来,蔼如母女,喜形于色,复接文卿来函,称蔼如贤妹夫人妆次,称其母曰岳母,为坚信其对天祝告之不诬也。蔼如赴庙许愿,果能大魁天下,敬谨祀谢,以答神庥。后文卿居然大魁,报至烟台,文武官各员,咸来道贺,蔼如寓处,车马拥塞,惊讶四邻。蔼如又赴各庙酬神演戏,诸色人物,均以状元夫人呼之,较之毕秋帆尚书之李桂官,更有什焉。素与蔼如母女善者,莫不咄咄艳羡,或不善者,忌嫉之心生焉。岂料文卿二月之久,音讯杳然,蔼如疑信参半,不寐者累夕,特遣苍头赴都,并将平日文卿所心爱玉器古玩,聊以相赠,文卿置之不覆,苍头回诉各情,蔼如同母入京,直抵江苏会馆,由值年吴君引至懒眠胡同水月禅林下榻,访文卿,始终匿不见面,蔼如赴都察院控告,亦碍难判断,婉言相劝,派人调处。时蔼如族兄名芬字香谷者,科第起家,曾任浙江知县,赴都引见,适逢其事,当路嘱其排解,文卿已有悔心,而蔼如匪石难转,毅然不允,曰:其情可恶,其理难容。豺狼心性,乌能载福。昔者李桂官非妇人身,毕尚书之钟情,至老不衰,传为佳话。当日见其焚香告天时,断不作负心人,今竟作负心人,尚何言哉。文卿赠以用资,蔼如挥之于地,随母旋回烟台。平日之不善者,冷语讥剌,一日母女皆闭阁投环而死,悲夫!悲夫。

周文起首有:「丁丑正月旧历初三日辛未余诣东园老人处,酒边清话,时朔风陨箨,积雪满庭,相与纵谈时事,因以赛金花恣为美谈,老人于是历举文卿家事,及状元娘子往事相告,当时曾笔记之,兹加整理录后。」数语。

「丁亥」,为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亦即赛金花去世后一年。东园老人不知何许人,但所言文卿家世,与「清史本传费念慈所作〈洪钧墓志铭及陆润庠所作之元史译文证补序洪钧小传〉均相同。又该文说到李蔼如,有时、有地、有人为证。而该文附于民国四十六年台湾世界书局出版之《孽海花》卷首,其用意想来与冒鹤亭所作之〈孽海花人名索隐表〉等一样,作为该书参考史料。

最后,笔者还要说的一点是:「六道轮回」,是佛教理论,如能推翻此说,等于推翻佛教。再者,延请洪钧作记室的同乡叫潘苇如,巧的是赛金花的母亲也姓潘,不知有渊源否。

「赛瓦公案」真相的商榷

关于赛金花,阿英(钱杏村)在一九三六年所作的一篇〈从各种诗词杂记说到夏衍的〈赛金花〉文章中说:「赛金花出现在文艺作品中,几乎集中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庚子(一九○○)开始的三数年间;第二个时期:是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至第二年『一、二八』两次中日之战前后;第三个时期:是赛金花逝世前后三数年间。重点多集中在她和八国联军统帅德国将领瓦德西的关系以及对国家的功过上。这也是他所谓的「赛金花热」。

从赛金花逝世(一九三六)到现在,一转眼七十年已经过去,笔者从这已经过去的七十年文艺作品中发现,赛金花的出现也集中在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年;第二个时期:是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八○年;第三个时期:是从一九八五年到二○○○年。同样:「重点多集中在她和八国联军统帅德国将领瓦德西的关系以及对国家的功过上」。

所谓的「赛瓦公案」,在以上这六个时期中,也有它本身的六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庚子(一九○○)年八国联军占据了北京,西太后挟帝奔西安的时候。这时樊樊山作了一首〈后彩云曲〉长诗(前彩云曲也是一首长诗,写彩云嫁洪钧),他在序中说:「彩云侍德帅瓦德西,居仪銮殿……仪銮殿火,瓦抱之穿窗而出……」诗中说得更多,活神活现,好像亲眼见到一般。第二个时期,是一九○三年,曾朴接手写《孽海花》,他在书中说,赛金花随洪钧出使西欧,在德国恋上一位德国青年军官瓦德西,而且两人有私通关系。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三四年,北大教授刘半农,和他的博士班的学生商鸿逵,为赛金花写了一本《赛金花本事》,赛在书中说:以前并不认识瓦德西,庚子年北京见面后两人交情很好,但彼此间是清白的。第四个时期:是赛死后,齐如山写了一篇〈关于赛金花〉的文章,文中说:「我测度她(指赛)没有见过瓦帅,就是见过,也不过一二次,时间上也一定很短暂。」第五个时期:是一九八○年,魏绍昌在日本《清末小说研究》第四期,发表一篇〈关于赛瓦公案的真相〉论文,文中说:「其实,世间并无赛瓦公案其事,原来是一个弥天大谎。」第六个时期,是一九八九年,赵淑侠写了一篇〈赛金花隐没于红尘尽处──代序〉,她在该代序中说:「瓦德西以征服者的身分到中国,遇到当年故旧,尤其见洪钧已死,赛金花沦落为妓,现又受战乱之害缺衣少食,同情与今昔之感不会没有……瓦氏在遥远的中国,生活枯燥寂寞,与赛金花这位老朋友相遇,自是很愉快的事,跟她多聚聚谈谈,烦她做向导四处看看逛逛,属于人情之常,不见得就表示跟她有恋情床第间关系。」

以上六个时期六种不同说法,孰是真相,孰是假相,这是本文要提出商榷的。从以上六种不同说法亦可看出:第一、第二两种说法相近;第四、第五两种说法相近;第六和第三两种也相近。兹为讨论方便,采取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六、第三的顺序叙述于后:

第一种说法:黄浚在他的〈花随人圣庵谈摭〉里,有这样的叙述:「所述仪銮殿火,瓦赛裸而同出云云,余尝叩之樊翁,谓亦仅得之传说。」

第二种说法: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曾朴的表弟杨云史在致张次溪的书简中说:《孽海花》为余表兄所撰,初写稿时,余曾问赛与瓦帅私通,兄何知之?孟朴曰彼二人实不相识,余因苦于不知其此番在北京相遇之由,又不能虚构,因其在柏林确有碧眼情人,我故借来张冠李戴,虚构事迹,则事有线索,又有来龙,且可铺张数回也。」以上两种说法,幸有造谣者出来承认,否则,来个死不认帐,甚至编出更多谎言,谁也无可奈何。谣言既经证实为「传说」,为「虚构」,因为影响大,一般人还是宁信其有。就连赛金花本人,在「白头困境」晚年,偶尔也说气话,顺势利用承认,达到虚张声势目的,使得原本澄清的事,更加扑朔迷离。

第四种说法:齐如山在他那篇约七千字的文章中是这样说的:「一次同一军官到中南海,见紫光阁前,月台上堆满了书籍,山堆大垛,乱七八糟,我问这是怎么回事,适管理此事一军官,由阁中出来,说是要用此阁养马,所以把书都扔出来,问我要不要,他可以管送,不要钱。我说一来,我没有这么多房屋盛他,二来,将来政府回来也许有罪过,他很相信,且领着到阁中看看,一进门,便见赛金花同两个军官在里面,我同她说了几句话,忽见瓦帅,由南边同一个军官走来,与赛在一起之军官,很露怆惶之色,商量躲避之法,我便出来,瓦帅见我是一个中国人,问我同行之军官,我是何如人?军官代答,并说我说极好的德国话,我便对之行一敬礼,瓦帅也很客气,问我德国去过吗?对以没有,他问在哪儿学的德文,当即告彼,又说了几句话,我就走。又一次在瀛台,又遇到赛同别的两位军官,我跟赛正说话,又远远的见瓦帅同站岗之兵说话,这两位军官也露不安之色,其一说,瓦帅不会进来的,后瓦帅果然走了。这两次赛金花都没敢见瓦帅,所以我测度她,没有见过瓦帅,就是见过,也不过一二次,时间也一定很短暂。」

笔者认为,齐氏这篇文章很有真实性,但在「测度」和「我想」上太过主观,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我想,这也许就是他以前向况夔笙、冒鹤亭、樊樊山、刘半农、杨云史、张次溪等人说赛的坏话,却没有一个人乐意接受的主要原因。就拿以上这两件事来说,赛金花在《本事》就曾说过:「他们的那些军官感到寂寞的时候,倒也想找个姑娘来陪着喝喝酒,常是恳求我给他们作介绍,我推辞不过,便派人到外边去叫。」军官们找她,可能是做这类的事;也可能是别类私事,在赛处商议不方便,干脆把她请到营区来,但是最好也不要让瓦帅知道。哪想到瓦帅竟出现了,再说露出怆惶之色的、露出不安之色的是那些军官,而不是赛金花。军官们为什么会这样呢?自然是不希望让瓦帅知道他们和赛金花在一起,那么赛金花也只有配合他们一起演出,躲避都来不及,怎么还敢出来呢?第二次齐也没出来,难道也是「没敢」吗?因此笔者认为以此来「测度」赛金花没见过瓦帅,既不合情理;也不合逻辑。

第五种说法:魏绍昌在他那篇约一万字的论文中说:「赛金花和瓦德西的一段公案,其实在当时已有梦蕙草堂主人的《梅楞章京笔记》揭露真相,接着,范生的《为近代外患史上一个被迫害的女人喊冤》、冒鹤亭的《孽海花闲话》,包天笑的《钏影楼笔记》,以及瑜寿(即张次溪)的《赛金花故事编年》,都说并无其事,甚至指出赛金花和瓦德西连面都没有见过。不过,他们几位的这种说法,在大家对假相一味乐于盲从的情况下,长期不被注意而忽略了,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和研究。这里综合上述几篇文章提供的材料,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样的:『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后,赛金花住在石头胡同。一个替德军军法处长当翻译的葛麟德(原来是厦门海关三等帮办),是她的熟客。八大胡同附近的居民妓院,经常被德军骚扰,她常常找葛麟德说情,有时能生效,附近人家对她非常感激。有一天(约在一九○○年十月以后),她要葛麟德带着去逛中南海,因为皇家庭园是难得有机会去观光的。葛麟德说: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在中南海紫光阁办公,军令森严,禁止妇女入内,这事怕不好办。赛金花便去要求她另一个熟客丁士源(他为了办理掩埋路尸等工作,常和联军总部的德国军官接洽),丁答应了,但要她改装男子,冒充他的仆从。他们两人骑了马,出石头胡同,经观音寺,进前门,到景山三座门,又通过了美军防地和法国防地,终于到达中南海大门。但守门的德国兵不准他们进去。丁士源说要见瓦德西的参谋长,回说出去了,结果是使他们扫兴而返。事情却没有就此完结。丁士源回寓后,将这件事告诉了同寓的两位新闻记者。一位是上海《新闻报》记者沉荩;另一位是专替李伯元《游戏报》写讯的钟广生。这两位记者认为原来的故事太平淡,不会受报馆老板的欢迎。灵机一动,觉得这个题材可以用来给侵略军头子的鼻子上抹一撮灰,开一下玩笑,于是便无中生有的一变而为瓦德西在中南海召见赛金花,大受其宠幸了。《新闻报》和《游戏报》是当时上海的畅销报,两篇稿子一发表,谣言便震撼了南北。

魏氏的〈关于赛瓦公案的真相〉一文,作于一九八○年十月,一九九三年收入〈晚清四大小说家〉,后面加一「附记」:「本文原载……承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看重推荐,曾在台湾《传记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三期转载。据同期刊出夏教授写给主编刘绍唐先生的书简中指出;我考证出来的赛金花与瓦德西并不相识这一结论,『同齐如山的是完全一致的』。由于齐老很早移居台湾,我在上海撰写此文时未能见及他的著作,所以只举了……诸人揭露真相的文章,后来读到《齐如山回忆录》,才知道庚子年间齐如山就在北京,他通德文,而且同德军办过交涉;他也认识赛金花,知道她并不会讲德语(顶多只能应答几句极一般的简易对话)。所谓『赛瓦公案』,完全是无中生有,笑话奇谈。我很感谢夏教授为拙文提示了这样一条极为有力的当事材料。」

就以上所述,笔者认为:魏文是「赛金花研究」中第一篇纯学术性的专题论文,但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成功,主要因为他没有拿出百分之百的证据。他所使用的材料,例如:梦蕙草堂主人、范生、冒鹤亭、包天笑、瑜寿等人的说法,不但老旧,即在当时也没起过多大的作用,其原因也是缺乏证据,所以没有多少说服力。只有梦蕙草堂主人写了这么一个小故事,还满像一回事,但是拿它当作主要证据是很不够的。不说别的,就拿魏文后段提到的齐如山来说,若以齐之矛攻魏之盾便不堪一击。例如:

魏文引述梦文说:「八大胡同附近的居民和妓院,经常被德军骚扰,她(指赛)常常找葛麟德说情,有时也能生效。」齐如山则亲眼看赛金花经常和一些德国军官在一起(她会说德语),试问,在这种情形下,德军还会经常来骚扰吗?还用得着找葛麟德说情吗?又说:「她(指赛)要葛麟德带着去逛中南海,因为皇家庭园是难得有机会去观光的。」这话对一般人来说还可以,但对赛金花来说,真是天大的笑话,他忘了,赛金花当年是钦差大臣夫人,后来与礼部侍郎有金兰之交,庚子年又认识那么多的德国军官,更别说瓦帅了,什么时候逛中南海不可以,皇家庭园对她来说,绝对不是什么难得有机会观光的。又说:「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在中南海紫光阁办公,军令森严,禁止妇女入内。」但是齐如山看到的紫光阁,里面是皇家藏书的所在,正准备用它来养马,还在这里遇到赛金花。再说,〈梅楞亭笔记〉原文是文言,里面说的是:「丁、王乃携马夫及赛,由丁在前分乘四骑(并非两人)……过金鳌玉蛛桥时,赛于第三骑大呼曰:好景致,好看!丁曰:勿声!适至南海大门。」在这里把赛金花写成一完全没见过世面不懂事的小女子。而且该文只说:「钱塘钟广生及刘阳沉荩,帮丁办理掩埋事宜」,也并未说他们是记者。

其实,这些都是歪打正着,梦蕙草堂主人这些人,原本是听不惯「赛瓦公案」第一、第二种说法过于恶意中伤赛金花,他们出来是为赛打抱不平的,所以有「妄人又构《孽海花》一书,蜚语伤人」等语,想不到会被魏文用作反证。而齐文从头至尾没说过赛金花一句好话,却在很多地方反而为赛金花作证了,这恐怕是原作者们所始料未及的。

再说,梦蕙草堂主人是何许人也?谁能保证他不会是樊山、曾朴第二呢!能拿他来和杨云史比吗?杨云史是李鸿章的孙女婿,他的父亲曾由李鸿章奏调北京随办议和,杨云史跟他父亲一起住在李寓贤良寺一年多,以他的身分地位为人,说赛金花的事「全在余眼中」、「实于北京有功」难道不足为信吗?他在〈灵飞墓志谒〉中更具体的说:德军「蹂躏居民,淫掠殊酷,赛金花目睹浩劫,恻怆于心,数乘间言于瓦,使约束所部,严禁淫戮,开释株连,疏民困,瓦皆从其言,条令綦严」难道这是假的吗?

至于魏文说:「八国联军在八月十五日攻陷北京,总司令瓦德西是迟至十月十七日才赶到北京,中间时间相差达两个月。赛说洋兵侵入北京没几天她因遇见德兵骚扰,第二天便同瓦德西会见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关于这一点,齐如山也说:「由天津往北京攻的时候,总司令是英国人,瓦帅到得很晚,到京约一个月之后,德国陆军才到,才换他为总司令。」由此证明赛金花在时间的说法上,确实有问题,在这里能替她解围的,只有两点:其一,她并未明确说明日期;第二、商鸿逵在作《本事》序言中说:「……迄今更如过眼云烟,不复记忆矣!甚至提一人,道一事,也不能尽其原委」来作答。毕竟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人老智衰,谁又能尽说清楚呢。

第六种说法:赵淑侠在她那篇长达八千字的〈赛金花隐没于红尘尽处代序〉中说:「『瓦赛公案』似乎并无可疑之处,连我本人也曾信其有,我对之怀疑,要刨根挖底弄清这段『公案』,还是最近两三年的事。」「为了找资料,我不知找了多少图书馆,托了多少识与不识的人」「为此我特别到西柏林原清朝公使馆的故址……从北京到上海,再到她的故乡苏州……洪状元『金屋』藏赛金花的绣楼……」由此可见她认真的态度和实际上所下的功夫。她与一般不同的地方是,她还掌握了许多德国方面的资料。

她说「瓦德西以征服者的身分到中国,遇到当年故旧」,是基于「一百年前的柏林,外交使节和德国高官多集中在两个区域,其一就是孽海花中所说的『缔尔园』。『缔尔园』的原文名称是(TierGarten),翻成中文就是『动物公园』。当时的中国使馆和瓦德西夫妇都住在这一区,瓦氏夫妇和赛金花都常常到园里散步,都是柏林社交界的名流,都喜爱设宴请客,想不认识也不容易,但绝不像《孽海花》中描述的。」

她说「尤其见洪钧已死,赛金花沦落为妓,现又受战乱之害缺少衣食,同情与今昔之感不会没有,所以在第一次见面时送了她一千银元和两套衣服解急……」不见得就表示跟她有恋情或床第之间的关系。」是根据瓦德西姪女写的瓦德西夫人的传记,书名是《愈发清楚》(VONKLarneitzuKLarheit),对于他们夫妇为人、教养、风度、品味以及整个家庭生活资料的判断,他绝不会荒唐到以八国联军统帅之尊,跟赛金花大摇大摆的住在慈禧太后的寝宫仪銮殿。」

她说「瓦氏在遥远的中国,生活枯燥寂寞,与赛金花这位老朋友相遇,自是很愉快的事,跟她多聚聚谈谈,烦她做向导四处看看逛逛。」是根据「阿松.史密斯(ALSONJ.Smith)所著《普鲁士没有庞贝度》(InBreussenKeineBompadour)中,曾引述当时尚健在的瓦德西副官的话说:『在中国的整个时期,从没见过元帅跟任何中国女子在一起过。他倒是跟他最重要的伙伴李鸿章,曾经去骑马或参观游览。』瓦氏副官的话不外是为了证明老长官的清白,糟的是他竟越描越黑露了马脚,毛病就出在他对中国的历史一无所知,又没仔细读过《瓦德西拳乱笔记》。一九○○年十月十七日瓦德西到北京,奉命议和的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要求相见,瓦氏大摆战胜者的架子,到十一月十五日才第一次约见两人,谈了约一小时之久。其时李鸿章已是七十七岁高龄浑身带病的老,连上下马车都需人搀扶,怎么能够陪着瓦德西去骑马游玩?而且遍读瓦德西的日记,在华期间总共才见过李鸿章两次,两人之间绝无私交,不会一块儿去溜马的。但是瓦德西的红鬃马荷西亚(Hosia)被带到中国则是事实,他本人在日记上曾说『常常骑马』,赛金花口口声声说『常跟瓦德西元帅在天坛附近骑马』,连全心全意要维护故世主官的高尚道德的副官先生,也不否认有中国人陪他骑马。这个中国人是谁呢?最可能的人应该是赛金花。」

笔者认为:赵淑侠的说法不但合情合理,也合逻辑,起码是「理论的真相」。至于「绝对的真相」,想来只有天知地知当事人知了。(赵文中另外对于齐如山的一些批评,笔者认为也是对的。)

最后,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第三种说法──也是当事人的现身说法。首先让我们听听当事人之一的赛金花是怎么说的。她在「本事」中说:

过了些天,稍见平静。我在那里因生活没有办法,就想着往南城搬,这时街上全是洋兵布岗,盘查行人严极了。我挺着胆子带着孙三爷向前疾走,一路上遇到几次拦问,幸亏全是德国兵,我会说他们的话,占了许多便宜,不然,便要吃苦了。

……

到南城,房子很不容易找,就暂住在李铁拐斜街一家熟识下处的门房里。这时南城的洋兵很多,最无纪律,整日间在外边吃酒寻乐,胡作非为。有一天晚上,听见外面一阵格登登的皮鞋响声,一直往里院去了,工夫不大,又走出来,站在我们房前敲门,怎敢给开呀?他们见不开门就用脚猛踢,我看这情形不好,不开门是不行,便忙着答了声,把洋烛点着,开开门让他们进来,原来是几个德国的小军官,他们的举动先是很不礼貌,后来见我能说德国话,又向他们问德国的某官某先生,他们不知我有多大来历,便对我显出了很恭敬的样子。坐了一会儿,他们要走,对我说:「回去一定报告完帅,明天派人来接,请在家等候,千万不要躲开。」

……

翌晨果然派了两个护兵,套着一辆轿车来接我。到了他们的兵营里,见着他们元帅瓦德西──我同瓦以前可并不认识──他问我:「到过德国吗?」我说:「小时候同洪钦差去过。」又问:「洪钦差是你什么人?」这时候我却撒了一句谎,说:「是我姐丈。」他一听,喜欢极了。我们越谈越高兴,很觉投机,当下就留我一同吃饭。吃饭时,我乘便就把我怎样从上海到的天津,因闹义和团又逃来北京,途中狼狈情形及到京生活的困难,对他诉说了一遍。他听了很表同情,只见他同旁边的军官低声叽哩咕噜的不知说了些什么,随着便拿出来两套夹衣服,都是青缎绣花的;又取出一个小箱子,里面装着一千块钱,都是现洋,对我说:「东西很少,请先拿去用吧。」我正在这穷愁交错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优待,心里实在感激,忙着谢了谢,便收下了。一直待天黑,我要回家了,瓦德西很舍不得我走,千叮咛万嘱咐,希望我能常常来他营里,又亲自把我送出来多远,我俩才握手而别。从此以后,差不多每天都派人来接我,到他营里一待就是多半天,很少有间断的日子。

……

我初次见瓦德西时,他对我说,他们乍到北京,人地生疏,种种军需,都还没有办法,请我帮助办一办。我听了这话,很觉为难,无论如何我总是女子,粮台大事,哪有经验!便竭力的推辞。怎奈他一味的不允。过几天,我到他营里,他又对我说,请帮助办办,叫我实在不好意思再推辞了。才骑着马──这不似在通州郊外了,也有胆骑了──有几个小军官陪着,到街上找个商户……

以上笔者引录这么多赛金花的话,其实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依照常理判断,赛金花的说法有太多的不可能:

第一个不可能:小军官们为什么要把见到赛金花的事「回去一定报告元帅」?为什么未向元帅报告之前就敢替元帅决定「明天派人来接」?而且「翌晨果然派了两个护兵,套着一辆轿车来接」了。

第二个不可能:瓦帅怎么能和一个陌生的中国妓女,在兵营从早晨谈到天黑,还请她一同吃饭,送她衣物,送她一千块钱。

第三个不可能:瓦帅怎么能把德军的粮台大事,放心拜托给一个第一次见面素昧平生的中国妓女。

由于以上三个不可能,便可断定以后许许多多的不可能,不可能为北京市民请命,不可能为议和出力、不可能……不可能……都不可能。除非像赵淑侠说的那样,不但一切可能,还与事实相当接近,几乎等于事实,或者就是事实才有可能。

如果赵淑侠说的是事实,是对的,赛金花为什么不这样说:不承认呢?很可能是受《孽海花》的影响,这样一说一承认,等于承认他(她)们在柏林「私通」,有柏林的私通,就有北京仪銮殿睡在一起的事。是否因此而隐瞒事实?还是赛说的确是事实?也恐怕只有赛金花和瓦德西两人心知肚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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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金花对国家的功过

关于这个问题,在这里,首先让我们听听赛金花自己的说法。在《本事》里她说:

洋兵才进城时,一点纪律也没有,任着意儿奸淫抢掠,京城妇女因之戕生者,不知道有多少!他们最大的仇敌就是义和团了,只要见着一个情形稍有些可疑的,便指是义和团,也不问究竟是真是假,立刻按倒就杀,这也是一种因果报应啊。在一个月以前义和团也正在这样的杀他们呢!我每次出去,只要碰着了这样事,就急忙跑过去说:「他不是义和团,我敢担保,我担保。」这时候洋兵差不多也都认得我,见我一担保,他们就放开了。就这样着,很救下了不少人的活命。待后,我乘机向瓦德西说:「义和团一听你们要来,早逃窜得远远的了,现在城里剩下的都是些很安份守己的民人,我们已经受了不少义和团的害了,现在又被误指为义和团,岂不太冤枉?」瓦听了我这话,便信以为实,随着就下了一道命令,不准兵士们再在外边随便杀人,洋兵接到这命令,行动才稍稍敛迹。其实,那时北京城里当过义和团的人还多著哩!

……

「赛二爷」这个名儿,在那时,也弄得传遍九城,家喻户晓了。每天拿著名片来谒见我的人,一个挨一个,有为联络情谊的,有恳求代为说项的,我这个人又是「有求必应」,生就来的一种好管闲事的脾气,有些王公子弟便拜我作干娘,为的当成亲戚走动,好借些庇护。

……

当开和议时,态度最蛮横、从中最作梗的要算德国了。他们总觉得死了一个公使,理直气壮,无论什么都不答应。尤其是那位克林德夫人,她一心想替她丈夫报雠,说出来许多的奇苛条件,什么要西太后抵偿呀,要皇上赔罪呀,一味的不饶,把个全权和议大臣李鸿章弄得简直没有办法了,我看着这种情形,心里实在着急,又难过,私下里便向瓦德西苦苦的劝说了有多少次,请他不必过于执拗,给中国留些地步,免得两国的嫌恨将来越结越深。瓦说,他倒没有什么不乐意,只是克林德夫人有些不好办。于是便自告了奋勇,作了个说客去说她。我见着了她,她对我的态度还很和蔼,让我坐下,先讲了些旁的闲话,然后我便缓缓的向她解释说:「杀贵公使的,并不是太后,也不是皇上,是那些无知识的土匪──义和团,他们闯下祸早跑得远远的了。咱们两国的邦交素来和睦,以后还要恢复旧好呢,请您想开些,让让步吧!只要您答应,旁人便都答应了。」她道:「我的丈夫与中国平日无雠无怨,为什么把他杀害?我总要替他报雠,不能就这么白白的死!」我说:「雠,已算是报了,我国的王爷大臣,赐死的也有,雠还不算报了么?」她又说道:「那不行,就是要太后抵偿,也要皇上给赔罪。」说这话时她的态度表示很坚决。我想了想遂说:「好吧!你们外国一个为国牺牲的人作纪念,都是造一个石碑,或铸一个铜像;我们中国最光荣的办法,却是竖立一个碑坊。您在中国许多年,没有看过那些为忠孝节义的人立碑坊么?那都能万古流芳千载不朽的!我们给贵公使立一个更大的,把他一生的事情和这次遇难的情形,用皇上的名义,全刻在上面,这就算是皇上给他赔罪了。」经我这样七说八说,她才点头答应了。这时我心里喜欢极了,这也算我替国家办了一件小事。

而齐如山在他那篇〈关于赛金花〉的文章里,恰恰和赛金花唱反调。对于赛金花的第二段话,齐如山也讲了一个故事,他说:

赛金花手下,有两个人,一姓刘,名海三,号称刘三,会说几句德国话,似乎是洪文卿带着出过国的厨役(我猜想),说的都是下等德国话,天天带着德国兵,到各处去敲诈,大家都说,他跟赛勾着手,或说是赛的喽啰,至于他诈了钱,给赛与否,或分给多少,我不得而知,但他到处是用赛恫吓人,那是无可讳言的,后被科知府逮捕,科知府,名科儿德斯,即同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东丹总布胡同口,遇难未死之头等汉文参赞,他女儿现在还住北平西郊,联军进京,各国都没有行政机关,德国这个机关,设在崇文门外迤西林氏之屋内,前门在后河沿,后门在西河沿,即名曰知府衙门,科即为知府,一次赛金花找我,请我去求情,我说此事妳可以去求军官,一定可以有效,她说我求了没用,你再给说说罢,我说去求求没什么不可以,但不一定有效,我她,你二人是怎么个关系,我也好措词,她说:请你最好是不要提我。过了两天,我恰有事去找科知府,说完了话,我问了一句,说此处有押着的一个刘海三么?他说有,即问我,你认识他么?我说看见过,没说过话,我问他,什么罪过?他说很重,我说我受人之托,来问询问访,他乐了一乐,说受洪夫人之托罢,我也乐了,他接着说洪夫人已经求了两位少尉,同我这里的卫队军官说过,没好意思跟我说,但是案情很重,没办法,又接着说,他是毁害你们中国人哪,意思是不愿我再往下说,我当即问他,我可以看看这个人么?他说可以,我同一卫兵都是倚仗外人欺害中国人的,看了非常的伤心,及至见到刘三,我跟他虽是熟脸,但未说过话,他自不敢先说,我即问他,有什么话说没有,他赶紧就说,请你赶紧跟赛二爷说,求求人情罢,我说好,随即离开屋子,后来此人果被枪决了。其他一人,大致也姓刘,看情形,似一位开妓馆的老板,同两个回回出资,与赛金花合伙作买卖,大致是赛出名出人,他们出钱。

……

我想她没有见过克林德夫人,我虽不能断定,但以理推之,却是如此,因为庚子年在北平,不过一个老鸨子的身份(说见后),一个公使夫人,怎能接见这样的一个人呢?再说我也常见克林德夫人,总没碰见过她……假如赛金花可以求克林德夫人,试问一个公使夫人,有权答应这件事么?她丈夫虽然被害,她不过可以要求关于自己的赔偿,至于真正国际的事情,万非她可以主持。

笔者在前文中曾提到,齐文很有真实性,但在「测度」和「我想」上过于主观。由以上两段齐文来看,仍然如此。如果我们把赛金花的「赛二爷」这个名儿,在那时,也弄得传遍九城」,和齐如山所讲的刘三的故事两相对照,不难想像赛金花当时在京的复杂情况。以她的个性、聪明、漂亮、出身、教养、经历、职业、作风种种来说,难免有些当与不当,但也很难找出一个标准来衡量她的对与不对,只有根据事后的影响所及就事论事。这是笔者就赛金花和齐如山两人的说法一点折衷的看法。

从《梅楞章京笔记》,我们知道当时德军有一个「军法处」(魏绍昌引),从齐文中我们又知道当时德国还有一个「知府衙门」设在北京,里面还收押了不少倚仗外人欺害中国人的中国人。加上德军元帅、粮台总管、克林德公使,机构倒是满多的,我们也搞不清楚这些机关都是做什么事的。这且不谈,在这里我们要谈的是齐如山说赛金花没有见过克林德夫人这回事:

齐文里的「我想」,可能是客气话,也可能是真的,但是无论如何,他的说法总是不能使人信服,例如他说赛金花:「庚子年在北京,不过一个老鸨子的身份,一个公使夫人,怎能接见这样的一个人呢?」笔者也试问:难道一个公使夫人就不能接见一个老鸨子吗?怎么能替公使夫人决定想法呢?更何况,赛金花在德国也做过钦差大臣夫人,和瓦帅又是朋友。「再说」,你常见克林德夫人,总是没碰见过赛金花,就能证明赛金花没见过克林德夫人吗?这理由未免太牵强,实在不应该拿来当理由。「至于真正国际事情,万非她(指克林德夫人)可以主持」、「她不过可以要求关于自己的赔偿」。这话说得不错,本来就是这样,但是只要她「点头答应」,事情就比较好办也是事实。下面举出几例,证明赛金花的确做过这些事:

〈一〉:民国六年欧战告终,德国战败,政府把立在东单牌楼北克林德遇害的地方竖立的纪念碑拆除,搬到中央(中山)公园,改称「公理战胜碑坊」,当时曾举行纪念会,因该碑与赛有关,也邀请赛金花参加。当天莅会者有钱能训、段祺瑞等演讲,会后有摄影留念,照片里那个站在前排的女子便是赛金花。

〈二〉:民国二十五年赛金花去世,陈榖在〈赛金花故居凭吊记〉中说:「比起与他同年去世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前国务总理段祺瑞,比较起来,显然要热闹得多,为她编写的传记、年表、回忆文章、挽诗、挽联、悼词、墓表以及故事、小说、剧本等等,散见报刊上的花色繁多,不计其数。单就北平、上海两地出版的专集、特刊也有十余本之多。」为什么?

〈三〉:杨云史更在其〈灵飞墓志碣〉上称:「……瓦居西苑之仪銮殿,灵飞出入不禁,宫中彝鼎宝玉,充仞不知记极,瓦数数令灵飞恣携取,灵飞正色曰:此我皇帝家物,何敢盗,我虽妓,宁能作贼?且愿公左右,亦毋有取,损贵国军誉也。瓦为之动容,严法禁护,故驻禁中一载,迄退一无毁失。夫灵飞一妓耳,何足称,顾颇为人重……非以其任侠急难,宅心作福闾阑,保全故宫宝物,论其风义,士大夫有谁能者哉?嗟呼,庚辛而后,士大夫借夷势以猎权位,窃金钱,盖亦伙矣!灵飞凭夷酋势,不作威福德,使其不为女子而为丈夫身,我知其爱国爱民,而为好官贤吏必矣。」故称其为「平康女侠」。

〈四〉、苏曼殊在他的《焚剑记》中也说:「彩云为洪状元夫人,至英国,与女王同摄小影,及状元死,彩云亦零落人间。庚子之役,与联军元帅瓦德西办外交,琉璃厂之国粹,赖以保存……能保护住这个文物地区,不使它遭受捣毁破坏,也应算她做了一桩好事。」

附录:

奕劻、李鸿章等所拟之〈克林德碑文〉(据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四五)如下:

国家与环球各国立约以来,使臣历数万里之远,来驻吾华,国权所寄,至隆且重。凡我中国臣民,俱宜爱护而恭敬之者也。德国使臣克林德,秉性和平,办理两国交涉诸务,尤为朕心所深信。迺本年五月,义和拳匪闯入京师,兵民交讧,竟至被戕陨命,朕心实负疾焉!业经降旨特派大臣致祭,并命南北洋大臣于该臣灵柩回国时,妥为照料。兹于被害地方,按其品位,树立碑铭。朕尤有再三致意者,盖睦邻之谊,载于古经,修好之规,详于公法,我中国夙称礼义之邦,宜敦忠信之本。今者,克林德为国捐躯,令名美誉,虽已传播,而在朕惋惜之怀,则更历久弥笃!惟望译读是碑者,睹物思人,惩前毖后,咸知远人来华,意存亲睦,相与开诚布公,尽心款洽,庶几太和之气,洋溢寰区,既副朝廷柔远之思,益保亚洲升平之局,此尤朕所厚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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