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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内阁的创立者是谁载沣载沣为何一意孤行

发布时间:2021-02-03 11:18:07 阅读: 来源:玻璃棉家厂家

皇族内阁的创立者是谁?载沣载沣为何一意孤行

1905年以后,宪政改革成为大清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召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成为朝野内外激进宪政派的强烈诉求。

为了回应朝野各界的呼声,同时也是为了大清江山能够国祚绵长,1906年9月1日,慈禧太后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这是朝廷第一次做出立宪的承诺,海内外宪政势力为之欢欣鼓舞。

从一个传统的东亚式的专制社会转型到宪政制度,这是需要一定过渡的,政治变革需要在稳定环境中实现,这一点原无可厚非。

1908年8月,慈禧太后的朝廷宣布宪政预备期为9年,也就是从1908年直到1917年都是宪政的准备期。对古老中国而言,实现政治制度的现代化,9年的准备期并不算长。没有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宪政民主皆是空谈。但是对于急躁的近代中国而言,9年就显得有点太漫长了。

在公布立宪时间表的同时,朝廷还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钦定宪法大纲》,这几乎是一部《大日本帝国宪法》克隆版。在总共23条的宪法中,有关所谓“君上大权”的就有14条,宪法之下的皇帝有权颁行法律、黜陟百司、设官制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帅海陆军、总揽司法权等。大清与日本不同,日本民众普遍相信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代,天皇家族确实真的是万世一系。即便历史上出现过幕府专权的时代,但是明治维新之后,天皇又满血复活了。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什么皇权神授这回事,皇位都是打出来的,改朝换代靠的就是枪杆子。“万世一系”,不过是骗人的鬼话。日本宪法可以高调强化君权,大清宪法则不可以。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驾崩之后,大清宪政改革仍然需要继续前进。1909年3月,摄政王下旨再次重申朝廷宪政改革时间表。同月,各省谘议局相继成立,这是临时省议会意义的机构,大清政改走出关键一步。

1910年10月,临时国会性质的资政院在北京成立。速开国会之呼声并未因此而停息。面对强大而急躁的宪政激进派,面对越来越强势的速开国会呼声,摄政王载沣和他的政府还能不能坚持原有计划,稳步推进政改呢?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摄政王没有能力再坚持了,立宪预备期从9年减至5年,1913年将会召开大清第一届国会。

除了国会,宪政派的另一个制度诉求就是责任内阁。按照议会制的政治原则,责任内阁应当产生于国会选举,由国会来决定内阁的人选。依照这个原则,责任内阁应当产生于1913年第一届国会召开之后。但是,在当时一切都是那么急躁,没有多少人会去注意这种程序的意义。

1911年,朝廷宣布宪政改革先从行政部门突破,先成立责任内阁。这完全是前后颠倒的一种失当政策,未经选举,何来内阁?

1911年5月8日,朝廷公布《内阁官制》、《内阁办事暂行章程》、《内阁属官官制》、《内阁法制院官制》四份文件,这意味着实行责任内阁制的法理基础已经具备。与此同时,始设于雍正年间的军机处正式寿终正寝。

责任内阁的组织原则既然已经确立,下一步便是正式建立这个内阁了。早在1910年11月,朝廷中枢就已经开始会商日后责任内阁人员安排的问题了。未来的责任内阁之中,最为重要的职位莫过于阁揆,也就是所谓的内阁总理大臣。当初1906年丙午官制改革中,奕劻赞同责任内阁方案,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意成为未来的内阁总理大臣。而到了1910年,责任内阁制真要建立了,奕劻还会汲汲于问鼎阁揆宝座吗?昔日,奕劻执掌枢垣大权,而外有袁世凯的北洋集团为之奥援,庆王势力可谓独步朝廷。即便有瞿鸿禨、岑春煊之类的政敌势力,也难与庆袁组合抗衡。在这样的权力结构的底色下,奕劻有意出任首任内阁总理大臣也是顺理成章的。

到了摄政王载沣时代,朝廷的权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庆王奕劻的好基友袁世凯被罢黜了,一班年轻的少壮亲贵迅速上位,这些人大都看奕劻很不爽。载沣擢用的这批年轻贵胄也并非铁板一块,内部势力纷争也很复杂。

摄政王载沣秉政之后,醉心于亲贵集权,尤其是皇族集权,一班新晋少年贵胄纷纷进入帝国权力中枢。然而,事与愿违,亲贵皇族们却自身四分五裂、结党营私,贵胄集团无法形成合力。

在这样一个纷乱复杂的权力格局之中,无论是谁当上未来的内阁总理大臣都难以纵览全局,各派势力只会暗中拆台,而不会全力支持。

不过,即便是在朋党林立、政争不息的情况之下,能够问鼎内阁总理大臣宝座的人也并不多。以资历而言,元老勋旧奕劻自然是最佳人选,久掌中枢,且是新政改革的掌舵之人,理所应当地可以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以能力而论,出过洋的宪政倡导者载泽也有能力登上阁揆之位。

但是,非常吊诡的事情出现了。1910年11月4日(宣统二年十月初三日)谕旨宣布预即组织责任内阁的重大决议之后,这帮天潢贵胄们却都不愿意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了。原本,奕劻是舆论普遍认为的阁揆人选,“惟总理一席,仍多推重庆邸担负,而庆邸坚不承认”,且 “又有推重泽公之议”。当时《时报》曾这样报道:“闻组织内阁一事,其一切组织之手续,尚是目前即办之事,惟总理大臣一席,甚难推定,庆邸辞之甚力”。皇族之中的少壮派翘楚毓朗和载泽“亦皆不肯明言担任,故议商数日,毫无结果”。奕劻和载泽竟然踢起了皮球,都不愿出任这个总理大臣。

尽管奕劻极不情愿充当这个出头鸟,但是摄政王觉得这个职位必须由奕劻这种老江湖来坐。在新内阁组织原则的一系列文件颁布同时,大清第一届责任内阁的名单也公布了。

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皇族)

内阁协理大臣:那桐(满)、徐世昌(汉)

外务大臣:梁敦彦(汉)(邹嘉来署理)

民政大臣:善耆(皇族)

度支大臣:载泽(皇族)

学务大臣:唐景崇(汉)

陆军大臣:荫昌(满)

海军大臣:载洵(皇族)

司法大臣:绍昌(皇族)

农工商大臣:溥伦(皇族)

邮传大臣:盛宣怀(汉)

理藩大臣:寿耆(皇族)

这是大清第一届责任内阁,但因国会尚未召开,政府也声明这是过渡内阁。不过这个过渡内阁的人员构成着实让人觉得奇怪,从阁揆、副阁揆到各部大臣,一共有13个人。在这13个人中,9人是满人,其中皇族竟占7人。此名单一经公布,举国哗然,舆论谓之“皇族内阁”。即便是一贯主张体制内改革的梁启超也愤然说道:“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1913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

摄政王载沣为何一意孤行,力推“皇族内阁”呢?难道他一点政治嗅觉都没有吗?如果我们从慈禧晚年的施政开始梳理,就会明白“皇族内阁”为何会横空出世了。

1907年6月18日,慈禧太后下旨,命醇亲王载沣在军机大臣任上学习行走;1907年9月20日,贝子溥伦被任命为资政院总裁;1908年2月2日,实授载沣为军机大臣。1909年7月15日,载沣以摄政王身份摄行陆海军大元帅职务,并以其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次日,又以其另一弟弟载涛管理军咨处,形成摄政王三兄弟把持军政的局面。1910年8月17日,贝勒毓朗补授军机大臣。1910年11月5日,载泽、溥伦奉派为纂拟宪法大臣。

从庚子之后,大清朝廷就有意扶持满人,尤其是亲贵势力,想以此解构咸同以来汉人官僚集团日益强大的现实。故而,一大批皇室贵胄在政坛中枢崭露头角。不仅如此,一批满蒙旗人督抚也在地方崛起,譬如端方、锡良。所以说,“皇族内阁”延续了慈禧晚年满人专权的思路,是这种执政理念登峰造极的产物。

按理说,皇族内阁中的阁员也并非都是草包。总理奕劻虽然官声恶劣、贪腐之名享誉环球,但却是个公认的改革派,甚至公开赞同三权分立;载泽、溥伦、善耆、绍昌则是体制内的积极宪政主义者,也是皇室贵胄中颇有才学之士,声望一直颇高。从能力而言,这个内阁并不糟糕,甚至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在汉民族的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晚清时代,这种安排就显得很没有智慧了。

这一名单的出笼,让天下人心寒,不仅一般民众心寒,就连汉人大臣、督抚也因而与朝廷离心离德。舆论普遍认为,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爱新觉罗家族的私产,他们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非皇族的满人,只相信一小撮根红苗正的皇室亲贵。满洲皇族至死也不会放弃掌握权力的快感,这个所谓的责任内阁是对君主立宪精神的践踏,这就正好印证了革命派对满清朝廷的指控:欺压汉人的“鞑虏”!若要汉人解放,舍革命而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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